“晚上手机不敢开静音网上配资炒股，随时可能在半夜被巨大的爆炸声震醒。”两周前，当周涛（化名）困在科威特的酒店房间里，听着窗外的防空警报时，他清晰地感受到，和平与战火的距离，不过一趟航班。
如今，这位大厂出海的外派员工已经坐在北京的家中。他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回忆起那段惊魂时光，语气里已没有当时的紧绷，只剩下劫后余生的庆幸。
时间回到两周前的那个清晨。当地时间2月28日上午8点30分，周涛乘坐的航班降落在科威特国际机场。落地仅半小时，科威特民航局突然发布紧急通告，全面关闭领空。周涛成了当时最后一批进入这个国家的人。中午12点，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划破长空，彻底击碎了他对这次外派的所有期待。
如今，当窗外的硝烟变成熟悉的车水马龙，那段“围城”六日的记忆却依然清晰。
落地半小时领空关闭，前脚离开的机场成“靶场”
春节后开工的第一天定在3月1日，周涛便把赴任的日期选在了2月28日。
当天下午，他早上刚刚走出的民用航站楼，遭伊朗自杀式无人机袭击。据新华社3月2日发自迪拜的现场报道，本次袭击中，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相关区域受损，数名工作人员受轻伤，机场因袭击陷入瘫痪，领空持续关闭。
科威特国际机场遭袭击 图据Kuwaitnews新闻
“我要是再晚一班飞机，根本到不了这里，直接就掉头回北京了。”周涛在电话中告诉每经记者。前脚刚踏过的地方，后脚就被炸成了废墟，这种强烈的割裂感，让周涛始终有种电影情节照进现实的魔幻感。
而那些在赴任途中就被战火困住的同事，处境也并不比他好。周涛告诉每经记者，他同事乘坐的航班飞到一半迫降到印度，没有印度签证的这位同事被迫在印度机场滞留了三天，只穿着单薄的短袖，什么行李都没带。晚上只能睡在机场安排在登机口旁的床垫上。最后，这名同事辗转到泰国曼谷，才终于脱离了险境。
周涛苦笑着提起了一个颇为戏剧性的细节。2月27日临走前，母亲让他请假晚两天走，说问了AI助手，预测2月28日当地可能开战。他当时根本不信，只觉得是无稽之谈。没想到一语成谶。
“围城”六日，炮火里的无眠夜
从2月28日落地，到3月4日晚才敲定最终撤离方案，再到3月5日开始撤离，这六天的“围城”时光是周涛最难熬的日子。
袭击不分昼夜，半夜巨大的爆炸声经常直接把人从梦里惊醒。
周涛说，从冲突爆发的那天起，他晚上一贯开启的手机勿扰模式就再也没使用过。手机有一点动静，他就会立刻惊醒，翻看有没有新的通知、撤离消息或袭击预警。“你不敢睡死，情况瞬息万变，一旦睡死了，可能就错过救命的消息。”
“围城”的日子里，所有人的情绪都在高压下濒临极限。周涛告诉每经记者，有心理承受能力弱的同事在被困期间整宿整宿睡不着，也有人在房间里崩溃大哭。周涛说他算是情绪比较稳定的，并且他落地后入住的酒店，已经是现有资源范围内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了。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
可安全从来都没有绝对的保障，没人知道下一枚导弹会落在哪里。
3月2日，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遇袭，使馆当天便发布声明称，鉴于科威特持续面临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威胁，请民众不要前往美国大使馆及美军基地附近，就近寻找掩护。周涛站在酒店窗边，清晰地看到了美国大使馆被炸后升起的滚滚黑烟，他把这一幕拍了下来，发在了朋友圈里。
也就是在那天，公司原本制定的撤离方案走不通了。他们原本打算走陆路去沙特首都利雅得，再从利雅得坐飞机回国，结果同一天利雅得周边也遭遇无人机袭击，陆路出行的风险也陡然升高。
“现在哪也去不了，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在这待着。”周涛听去年就来科威特的同事说，那时候伊朗和以色列有过12天导弹互袭，科威特正好在导弹航线下方，他们亲眼看到过头顶的导弹雨，可那时候从来没有导弹在地面上炸响，没有这么近的生死威胁。
漏油大巴旁，美军基地边的90分钟等待
当地时间3月5日上午8点，周涛和20多名同事终于坐上了前往沙特的撤离大巴。
周涛告诉每经记者，他们撤离的决定是前一天晚上临时定下的。
“巴林那边（团队）的情况是最危急的，因为他们住的地方离美军基地非常近，他们是第一个跑的。连夜从巴林撤到了沙特边境城市达曼。”紧接着，卡塔尔的团队也定下了撤离计划。周涛则是在3月4日晚上9点接到撤退的通知，全员前往沙特利雅得。
马上，他们就遇到了撤离的第一道难关——找车。
周涛说，公司刚进入科威特市场，没有太强的本地资源积累，只能通过当地经营多年的华人渠道找车，但未能如愿。最终，公司政府关系部门的同事联系到科威特政府，协调来一辆大巴。
不曾想，车的问题解决了，更危险的变数还在路上。
撤离当天，车刚开出一个小时，走完科威特到沙特边境一半的路程，就在高速上突然熄火了。
司机把车溜到应急车道，周涛跟着司机一起下了车，映入他眼帘的是漏了满地的汽油。司机试着重新打火，可油像自来水一样哗哗往外漏，车根本动不了。
而比满地汽油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高速路的外侧仅一围栏之隔的美军军事基地。伊朗随时可能袭击的目标，此刻就在他们身边。
车上的同事起初不敢下来，但空调已经停了。科威特30多度的高温天气下，密闭的车厢闷得像蒸笼，大家只能陆续下车，躲在应急车道的护栏边，焦急地等待新派来的车辆。
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三辆丰田考斯特先赶到现场。团队安排女同事带着随身物品先走，周涛和另外4个男同事留下，等后续车辆转运大件行李。周涛表示他是第二批撤离的，在那个随时可能遇袭的高速路边，整整等了90分钟。
伊朗12日晚公布其对美军在中东多处基地进行袭击前后卫星图像对比（视频截图）
周涛事后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撤离那天，伊朗的所有火力都对准了卡塔尔多哈，科威特全境没有遭遇袭击。而就在他们顺利抵达沙特的第二天，据央视新闻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在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和侵略行动的第七天，伊朗继续开展“真实承诺4”第22轮军事行动。当天，伊朗使用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美国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该基地的预警雷达及其附属设施、飞机燃料库以及两条机场跑道均被摧毁，整个地区都能看到此处产生的滚滚浓烟。
若是晚走一天，他们很可能身陷险境、生死未卜。
踏回祖国热土，重识“外派”机会与安全的边界
当地时间3月6日晚上（北京时间3月7日凌晨），国航的航班从利雅得国际机场起飞，冲向夜空。周涛坐在位置上，没有兴奋，没有激动，只觉得浑身疲惫，倒头就睡着了。
他是幸运的。在回国这件事上，他几乎踩中了所有的好运气。
撤离前一天（当地时间3月4日晚），他先买了一张从利雅得经土耳其转机的机票，当时从沙特直飞国内的航班还都没有恢复。而就在他过沙特边境的当天（3月5日），国航突然发布通知，宣布恢复北京至利雅得航线，开放注册排队购票。他刚填完排队信息没多久，就收到了购票短信。“我当时的排队号是213号，一架飞机能坐300个人，肯定能买上。”他买到了第二天晚上的机票，票价5800元。
但更多的人还在为一张机票反复煎熬。周涛在飞机上遇到一位巴林的同事。对方租的公寓楼被炸了，一周前只背了一个小包逃出来，所有家当都扔在屋里。“他说已经不确定东西还在不在了，可能早就没了。”那张国航的票是他买的第三张。第一张人到了机场，航班取消。第二张上了飞机，又被通知下机，领空又关了。“他说，在飞机没真正起飞之前，永远不要提前庆祝，变数实在太多。”
直到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双脚踩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周涛心里悬着的石头才终于落了地。“终于到家了，终于安全了。”这是他落地后唯一的念头。
这场战火彻底改写了周涛对外派的认知。以前他觉得，外派意味着高薪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经历过这场生死劫之后，他才明白其背后暗藏着无法预估的风险。
“以后再决定外派，肯定不会像之前那么痛快了。”周涛表示，他会看公司在应急响应上够不够快，在冲突爆发后会不会将员工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地区选择上也会优先考虑更安全的地方。
周涛的反思指向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当中企加速出海、走向地缘风险高发区，企业和个人该如何在机会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知名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在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指出，核心思路是“多元化”，如人员回国的渠道要多元，原材料供应要多元，产品销售市场也要多元。“不要依赖单一的供给和单一的市场，要通过分散多元来防范地区风险。”
针对如何搭建风险评估与应急预警体系，盘和林认为，企业需要对地区战争风险有预判能力。“要跳出新闻媒体的认知框架，建立企业自己的预判决策能力。”他建议，对于地缘风险突出的地区，可以采取本土化策略，更多雇佣本地人开展工作。在需要派出国内人员时，要预先规划撤离路线，同时购买保险以规避风险。
周涛的六天“围城”惊魂，是无数出海中国员工在地缘冲突中遭遇风险的缩影。
随着中企全球化布局不断深入，地缘政治动荡带来的安全挑战愈发凸显。个人的命运，始终与企业的应急保障体系、国家的领事保护力量紧紧绑定。唯有建立前置化的风险预警机制，才能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出海之路上，为每一位远行的中国人筑牢安全防线，让每一次出发，都能迎来平安的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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